——文 / 国荣
多少脸孔
茫然随波逐流
他们在追寻什么
为了生活
人们四处奔波
却在命运中交错
…… …… ……
一年过了一年
啊,一生只为这一天
让血脉再相连
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
留住我们的根
——童安格《把根留住》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歌手童安格一首高亢悲壮、脍炙人口的歌曲——《把根留住》曾经回荡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一时间,大人孩子争相传唱,至于说歌词的内容和含义,估计很多人都未必去想,也未必深谙其中的沧桑过往,包括那时候刚刚进入弱冠之年、对中国的人文历史尚处于懵懂阶段的我。我只知道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于说台湾五十年的日据时代及其后来几十万撤台老兵在台湾滞留四十年的悲怆故事,教科书鲜有提及,我也无从知晓。
记得那时候,我正在读电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第一门基础课就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时间不长,但文学思潮跌宕起伏,名目繁多,而当时最困惑我的名词有两个,一个是“朦胧诗”,一个是“寻根文学”。我读舒婷的《致橡树》,感受抒情主人公那种扑面而来的热烈而又鲜明的爱情宣言,折服于她炽热而又独立清醒的恋爱观,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被冠以“朦胧诗”这样略带贬义的名头。在我眼里,这不就是相对于古体诗的现代新诗吗?这些诗句既不晦涩,也不拗口,哪里就“朦胧”了呢?乃至多年以后,当我读到食指写于1968年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并把它用作论文题记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到食指竟然是“朦胧诗”派的奠基者和开山鼻祖。
我读阿城的《棋王》,感觉故事很有画面感,写的就是一个痴迷象棋并到处找人下棋的下乡知青的故事。可是,这跟寻根有什么关系呢?它又为什么被视做“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呢?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尽管有很多得风气之先者动辄就说,“在这知识爆炸的年代……”,但我却感觉不到那种“知识爆炸”的氛围,等我有机会接触电脑,并能在网络遨游的时候,差不多要到九十年代末了。所以,这些潜藏在我心底深处的困惑,就一直得不到答案,尽管我靠着死记硬背的功夫,也通过了考试。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着同样的困惑,也许因为我太爱咬文嚼字了?反正我的这些困惑直到二十多年以后,在我重新阅读作家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以及他的《〈白鹿原〉创作手记》的时候,才终于有了一点线索。陈忠实在他的《创作手记》中,浓墨重彩地提到他1986年前后在蓝田县查阅县志的情形:
“我住在蓝田县城里, 平心静气地抄录着一切感兴趣的资料, 绝大多数东西都没有直接的用处,我仍然兴趣十足地抄写着, ……。我说不清为什么要摊着功夫抄写这些明知无用的资料, 而且显示出少见的耐心和静气,后来似乎意识到心理上的一种需要, 需要某种沉浸, 某种陈纸旧墨里的咀嚼和领悟, 才能进入一种业已成为过去的乡村的氛围, 才能感应到一种真实真切的社会秩序的质地。在我幼年亲历过的乡村生活的肤浅印象不仅复活了,而且丰富了。”
陈忠实声称他要写一本以后能够用做垫棺之枕的作品,而在这部长达五十万字的皇皇巨著中,作者透过白鹿两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明争暗斗,最后呈现给读者的就是挺立在原上的白嘉轩以及他头上顶着的两个大字——“仁义”,这是原上的精神领袖朱先生给他们立的《乡约》的精髓,也是《白鹿原》这本书所要传达的文心和要旨。
我不知道,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该怎么理解这些命名的困惑。孰不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们,在年龄上可能只比我大二十来岁,但是,他们所经历的世界与生在七十年代初期的我所经历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现实和成长的困惑与我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也因此,我们虽然使用着同一种语言,但是诉说的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所以,等到我听童安格歇斯底里地唱着《把根留住》的时候,我产生了同样的困惑,那就是,“根”是什么?他们要留住什么样的“根”?当然,现在,作为一个人到中年的人,我对那些艺人所苦苦追寻的“文化之根”已经基本理解了,尽管它们在我心里依然是一个朦胧的、说不太清楚的概念。也是拜陈忠实先生所赐,我看到他在《创作手记》中写的,关中文化就具化在朱先生和白嘉轩身上,在白嘉轩身上就写着大大的两个字:仁义。这是陈忠实先生的寻根意识,他借着《白鹿原》的写作,完成了他的寻根之旅。
2000年前后,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选择了华裔美国文学作为我的研究方向。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有一个基本概念,那就是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简言之,对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来说,文化认同就是生活在本族裔的文化圈之外的华人对大中华文化的接受、体认。与之相伴的还有一个比较tricky或者说似是而非的概念,那就是“想象的族群”,意思是说,我们所谓的国族执念,不过是一个想像的、建构出来的概念而已。作为一个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成年人,虽然也有一些海外散居的经历,但是,我的文化认同不像那些ABC(American-born Chinese)或者CBC(Canadian-born Chinese),没有经历那些难以言喻的断裂和纠结,但是,在人到中年,甚至老年的时候,我却有了新的困惑,那就是离开故土,在亲人们一个个离开的时候,我的根又在哪里?我已经不能指望着再从父母、兄长辈的身上汲取力量,而我的孩子还需要从我身上获取影响,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根。
文化之根的说法似乎有些过于庞大,过于遥远,有些渺茫,我该怎么建立我的“根”呢?我不能再去周边,去长辈身上寻根,而是应该把“根”深植于自己的内心,自己的脚下。我所读的文化经典,不管是儒家的,还是佛家、道家的,只要它们能给我滋养,那它们就可以成为我的信念的一部分——我的文化之根。我要让自己成为这个通道,这个器皿,让文化通过我这个载体传承给下一代。如此,我们的文化之根就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具化在我们每一个个体身上,通过我们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再传承给我们的后代,我们周围的人。
二战中,被迫流亡国外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曾经写下过这样的话: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今天,我也希望在此立证:我带着中国文化,我在哪里,哪里就有中国文化的根。我忍不住又开始唱起《把根留住》这首歌,只不过这一次,是唱给自己听,唱给我的孩子们听。但愿他们能听得懂歌中的厚重味道,也能get到妈妈要传承的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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